前沿聚焦 | 冷南羲 周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冷南羲，周凯


摘  要：党的二十大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新时代国家文化发展“物尽其用”“以文化人”“与时俱进”“协同发展”的核心要义。明晰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保障，是引领社会和谐发展的标杆，是推动个体全面均衡发展的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需要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提供综合参考坐标系，对多源异构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精准筛选、科学保护、活态传承与充分应用，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明晰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提供系统支撑，以充实素材库、彰显本土性与开放性、探寻价值实现路径，二者在多个维度存在共生端口，具备协同发展空间。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共生；协同发展


作者简介：冷南羲，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2级传播学博士研究生，浙江省大运河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周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南京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3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数字社会背景下高校文化资源供给的可及性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SJZD147）、成都市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2024年度研究课题重点项目“和合共生：成都公园城市文化生态建设”（项目批准号：cdfzfyZD24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24年第4期“文化发展与创新”栏目刊出  2024年8月28日出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二十大报告及二十届三中全会中都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当前，文化自信、文化强国建设等时代使命逐渐融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与科学技术等领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提出新要求，旨在打破时空界限，实现对中国文化资源的物尽其用：“创造性转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原则，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文化资源，以创造与创新为手段，以转化发展为动力，使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与时代相结合，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既要丰富文化产品供给，也要符合中国特色审美向度，以确保中国文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当前，以创新为主的中国话语建构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国家话题，就当代美学研究而言，无论是回望还是展望，建构本土化美学理论的诉求迫切而强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需要中国特色审美向度作为综合参考坐标系，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明晰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提供系统支撑。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二者的发展历程，明晰共生关系及其当下重点，并聚焦典型协作案例分析，以推进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的高质量协同发展。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研究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运行机理

受地缘环境、历史惯性、经济基础、文化形态等要素影响，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呈现出复杂性、长期性、反复性与动态性的特征，这使得“传统文化”在时间维度的界定异常模糊。若以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作为参照系，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可追溯到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在他看来，‘整理国故’是在‘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的基础上展开的一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学术工作，不但高度内在于‘新思潮’，而且是通向‘再造文明’这一‘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标的必由之路。” 

中国近代以来不同历史阶段对传统文化在资源构成、内容打造、价值评估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为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保护、活态传承与开发应用提供了经验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进行阐述，形成了以“两创”为核心的文化传承理念，标志着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如果说习近平总书记之前的我们党最高领导人是从具体、直观的角度对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创新与发展，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明确回答了以什么样的方法、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语义层面分析，创造性转化强调遵循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在内容与形式层面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创新性发展聚焦在旧事物基础上新的突破、质的飞跃，呈现新的文化形态。从关系层面分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强调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同时也存在差异性。创新性发展以创造性转化为基础，强调的是“发展”，即强大生命力的发展，覆盖道德规范、思想理念、人文精神等维度；创造性转化以创新性发展为落脚点，强调的是“转化”，即对有价值的内涵和陈旧表现形式加以优化。从技术与产业层面分析，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文化资源梳理、内核提取、案例分析等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诸如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中华文化素材库等系统与平台也应运而生；文化产业欣欣向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构建了覆盖“资源—内容—产品—市场—服务—运营”的全方位产业链与“政府—企业—科研”的全领域生态链。因此，有学者对“两创”的运行机理作出如下概括：“基于语境与思想的关系视角，‘两创’表现为‘思想再现—语境再植’的过程；基于抽象与具体的关系视角，‘两创’表现为‘辩证分析—逐级抽象’的过程；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视角，‘两创’表现为‘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的过程；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视角，‘两创’表现为‘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过程。”

尽管围绕传统文化保护及应用的研究与实践已有百余年历史，近年来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成果也日益丰富，但仍旧存在“两创”实现路径不清晰、目标导向不明确、与社会实践脱节等问题，尤其是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关系有待明晰、结合有待紧密。“两创”涉及对中国不同历史阶段文化资源整合与筛选、与当下社会经济发展有机联结、与时代命题同频共振，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是贯穿其中的重要轴线，在美学层面引导着“两创”发展。

（二）聚焦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研究

本文对“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研究强调其外衍意义，即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融合共生、协同发展。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是指经过时间沉淀、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中国本土特色、面向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需要的美学理念、资源和标准，是对中国传统审美的继承与优化，有利于为党为国培养出既有爱国主义精神、政治理性，又不乏浪漫主义情怀、审美感性的时代新人。已有学者从艺术细分领域研究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问题，提出：“建构具有本土话语特色的音乐生态美学，不仅为弘扬艺术自信，推动音乐学术中国化发展助力，也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时代号召的具体响应。”

但美学概念的含混性、主观性、动态性特征决定了本文需要对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呈正相关的“审美”概念加以阐明。从本体论视角出发，在语义学层面，“审美或是主体对客观对象的感受状态和情感审照，具体的美感应是审照的内在表现……其所审美的对象必然具有能够使人欣赏、鉴悟、启发或振奋等蕴含着深刻感觉的美的价值或特质”。审美的本质在于“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在时空层面，审美对象及其范畴可以分为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相互映射，既从过去寻找审美原点，梳理发展脉络，又结合当下需求，引导现实发展。审美的关键在于将人的主观感受与感性认知纳入客观研究对象，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研究正是通过建立综合坐标系，将人的主观感情与客观事物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有机结合，并对二者进行引导。审美的目的在于改变异化的现实，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这既是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指引的方向，又契合“两创”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初衷。

聚焦中国美学发展历程，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虽然带有较强的实用性特征，也为之后“礼乐思想”“美善合一”等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到了东周时期，诸子百家围绕乐舞思想的本源、功能与教化等内容展开争鸣，形成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系统化审美观念，为道德教化、品性培养、人格塑造、社会风向等提供指引；儒家秉持的审美意识在后世的《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原诗》等典著中得以传承，逐渐形成带有日常生活气息的审美态度，愈发贴近大众生活，并在当代营造出“日常生活美学”的氛围。从类型维度看，中国历代学者认为，美学观念贯穿于个人品行、齐家治国、诗书礼乐、山川万象、水墨禅意各个方面，审美对象覆盖自然美、社会美、形式美、艺术美、技术美等诸多维度。有学者总结道：“就根源言，审美的本质是规律与目的相统一活动所产生的自由形式；就功能言，审美的本质是能动协调规律与目的的自由活动方式；就价值言，审美的本质是人的自由本质的对象化理想。”由此可见，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源于历史、动态演化、类型丰富、博采众长，既带有人类审美的共性特征，又具备东方文明的个性特点，尤其是未曾断续、无所不包的特质，与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开放包容、全面整合等要求契合，具备指引“两创”高质量发展的潜质。

虽然中国美学实践与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富，但面对动态变化的世情国情，也暴露出主体性缺失、价值导向模糊、与社会实践脱节等问题，尤其是在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迭代变化的现实需求时，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研究常有无迹可寻、滞后无力之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既强调对历时性资源的梳理，又注重与共时性需求的有机联结，在概念溯源、演化发展、当下需求、实现路径等维度为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研究提供保障。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共生关系

（一）共生：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共生概念源于西方生物学研究领域，意指“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此概念在生物学领域得到完善，并在生态学、社会科学范畴得以应用：“不同种属的生物之间基于资源依赖或功能互补形成的协作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关系的存在，人的存在体现了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尽管“共生”一词对中国而言是舶来品，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却不乏对“共生”概念的体现与解读。（见表1）

表1中国传统文化“共生”概念的体现

以上观点在后世得到继承与发展，产生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阐述。由此可见，“多方互动”“双向交流”“协作互助”“互利互惠”等关键词成为共生概念的共性特征，实现共同发展、协同创新、稳态进化是其本质目标，此概念也被逐步解构和细分为“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贯穿互惠共存、多元协同发展理念的共生理论为研究当前社会多元复杂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并在微观经济、空间场景、区域协调、产业经济等领域得以实践。

文化与审美内涵的综合性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融合共生的天然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多元性、多意性、动态性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历时性演变、共时性需求决定了二者融合共生的必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丰富资源、“两创”多源异构的前沿实践、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感性共通的多维指引决定了二者融合共生的可行性。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在对美学发展的经验总结、资源素材整理、对标参照物梳理等方面的优势夯实了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在情感共通、意义共享、发展指引等维度的特点明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路径。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共生模型构建

有学者指出，在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过程中存在“路径的落实乏力”，“传统的、静态的文化呈现模式需要大力改造”等问题，需要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加以引导，从而更全面系统地梳理文化资源，更积极主动地契合现实需求。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发展也面临不同维度的冲击，尤其是以西方美学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不断冲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基础、身份认同与价值追求，需要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进一步铸牢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根基。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协同发展的必要性，需要结合共生理论特性及其现有应用经验，构建共生模型，实现二者在不同端口、层面、环境维度的有机连接。

共生模型主要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与共生环境构成。有学者指出：“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共生环境是指共生关系即共生模式存在发展的外生条件。”“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是共生关系实现的必要条件，共生单元之间顺畅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流，是形成共生关系的基础条件”。共生单元在本研究中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与中国特色审美要素的整合，前者可按照“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历时性文化/共时性文化”等标准进行归类，后者可按照“技术/社会经济/精神/宗教”“优美/壮美/崇高/滑稽/悲剧/喜剧/荒诞”“阳刚/阴柔/典雅/自然”等标准进行划分。共生模式在本研究中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两创”的连接，即哪些传统文化需要被“两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连接，即传统文化与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连接，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如何与审美研究结合；外在需求与本体研究的连接，即社会需求与学理研究的平衡。共生环境在本研究中体现在外部环境与价值共创两个方面，前者涉及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数字环境、组织环境等，后者由共生单元与共生模式创造，同时引导培育共生单元、引导监督共生模式（见图1）。

图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共生模型

如图所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共生模型旨在覆盖最大基数的单元，实现最全面的连接，构建最多元化的生态，以理想模型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协同发展问题，从而实现“保持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抵制外来文化强势入侵”与“实现感官的最终解放,所谓的‘未来的诗情’构成一种带有差异性的重复,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全新的感知分配”之目标。与此同时，受时代因素制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协同发展研究与实践需要结合现实条件和需求，明确重点、突出优势，即在既定资源分类、核心诉求、立体化呈现等维度实现共生，以具象的协同发展路径为抓手，促进共生模型的完善、递进终极目标。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协同发展路径

（一）基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具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既要对历时性维度多源异构、数量庞杂的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筛选，即坚持有鉴别地对待和有扬弃地继承：“对存在合理内核又具有旧时代要素的内容，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明显不符合当今时代要求的内容，要加以扬弃。”又需要结合共时性需求进行保护、传承、转化、创新与应用，即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组织平台、产业模式，落实“两创”的实践路径。中国特色审美向度蕴含的标准、指引的方向及其现有实践，为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坐标参考系。

首先，在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受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风气、政治制度等因素制约，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局限性，甚至是糟粕性的形式与内容。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阶层变化，传统文化的形式可能陈旧，内容可能落后。因此，我们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筛选显得尤为迫切，这也是“两创”的前提。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所蕴含的“生态文明”“和谐包容”“人文关怀”“生活美学”等人类社会公认的共性标准，为传统文化的取舍、补充、拓展、优化提供了参照。以当下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研究热点“生态美学”为例，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科学性与适当性”等标准，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论述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凡语言动作视听、皆天也”等观点不谋而合，从而根据生态美学标准对中国传统生态观点进行筛选、汇聚、提炼，进而将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两创”的原点资源。

其次，受科技进步、国内外环境变化、经济运行规律等因素的动态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社会治理等仍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因此，我们需要结合共时性需求，发挥中国特色审美向度与时俱进的优势，筛选出适合当下发展需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并加以引导，使其融入社会发展进程，这也是“两创”的保证。当前，马克思主义美学、关怀美学、生命美学、实践美学、生活美学等流派在关注点方面各有侧重，但其发展历程也呈现出某些共性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生态美学为例，有学者指出，前者在中国经历了“艺术论美学”“认识论美学”“实践论美学”三个阶段，有针对性地回应了“初步建构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基本内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立了唯物主义的新美学体系”“建构美学理论体系”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关切；后者则被学者划分为“建构期”“发展期”“突破期”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了“20世纪前半段生命美学思想本土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生命哲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生命美学思想进行了相当自觉的阐释、使中国现代生命美学具有体系建构的自觉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摆脱西方话语的阴影，真正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的时代任务。以上两个不同审美向度的美学流派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多元融合特性，为引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最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人民大众对精神文化类消费愈发迫切，而精神文化类产品的生产、流通、接受又与审美活动密切相关。因此，美学研究、审美活动、文化产业等“泛文化”要素结合得愈发紧密，审美因素明显地影响着人类经济活动，决定着大众消费取向，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在当前社会层面的多元化、日常化、产业化、系统化实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保护、活态传承与充分应用提供了模板，也是“两创”的支撑。以文化产业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中国6.5万家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调查，显示其在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19064亿元，较2020年增加了20550亿元，同比增长20.86%。有学者指出：“审美活动在创意产业中的普遍存在，使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同时，仍有可能实现独特的个体性，获得心灵上的满足感；审美活动本身是不创造经济价值的，但是当它被运用到产品之上，就赋予了产品更高的附加值；创意产业扩大了审美活动的表现形式。”由此可见，当前美学研究与实践已经深入社会各个领域，覆盖大众日常生活，体现在文化产品、美学设计、文化产业、美学组织、文化生态等维度，并在产品设计、立体呈现、产业打造、平台构建等层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提供了参考路径。

可见，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所蕴含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强不息”等共性标准，发展演变过程中所体现的“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多元融合”等共性特征，当下研究与实践所覆盖的“产品”“技术”“产业”“组织”等不同维度，分别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筛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发展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路径的明晰，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协同发展，引领二者共生单元连接、共生模式构建、共生环境打造。例如，坐落于扬州三湾风景区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既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志性节点工程，也是我国近年来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代表，体现出基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实现的特征。在建筑外形设计时，博物馆借鉴了中国古代舟船乘风破浪时的场景，使其外立面整体呈现出前凸后凹的造型，如同运河上行驶的巨舟，生动体现了中国古代舟船的特色美感；这一形象又呼应了“勇立潮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为展馆主题确定、藏物分区设计、文创礼品策划提供美学参考。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助力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明晰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现代美学发生与发展的观点大致可分为“西学东渐”与“本土话语”两派，前者提出“中国近代美学正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诞生的”，后者强调“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体系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尽管二者在中国美学主体性、中西美学差异、当代美学转型等方面存在认知差异，但都指出当前中国美学研究与实践存在主体性自我迷失、对外传播乏力等共性问题，尤其是文化素材缺失、本土连接松散、与社会发展脱节三方面的问题，导致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因此，完善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既需要充实文化素材支撑，又需要强化与中华民族特色的连接，还需要与社会实际需求同频共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秉持的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对中国历时性文化资源的整合梳理，以及根据现实需求随机应变的实践方式，为明晰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奠定了基础。

首先，处于精神文化层面的美学现象、审美导向与美学研究应当相对独立且稳定，促进其形成、支撑其框架、建构其意义、影响其变化的因子应当整体稳定、局部量变。但在中国现代美学发展过程中，审美向度时常“骤变”，甚至“前后矛盾”，频繁变化的审美向度导致文化素材“难以为继”，甚至“断裂”。因此，当下对美学实践与研究主体性的强调显得尤为迫切，也是明晰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前提，丰富的文化素材则是“自下而上”的保障。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素材大致可分为优秀传统文化，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君子喻于义”等；革命文化，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雷锋精神”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富强”“诚信”“和谐”“创新精神”“开拓精神”等。尽管在时空界限、社会背景、关注层面等维度存在差异，但以上素材之间相互关联、互为映射，需要根据动态变化的需求，兼顾其共性与个性特征。例如，优秀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倡导的发愤图强，与革命文化中“红船精神”所强调的奋斗、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敬业”所提倡的全身心投入以及“创新精神”所体现的敢为人先存在明显的传承与关联，也为当下以“劳动美学”为代表的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分支提供支撑。

其次，如果从学科意义界定“美学”，则中国美学起源于对西方文化和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的接受。有学者指出：“由于中西文化发展模式的差异。中国古代文化中尽管存在着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但却并没有发展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而，中国的‘美学’学科从一开始就是由西方传入，并在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也有结合“中国诗学”“中国古代美学”等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以“对抗”西方美学话语的研究，但此类成果或陷入细节的纠缠，或带有复古的倾向，在与时俱进体现中国特色、兼容并蓄吸收外来成果方面有待优化。因此，明晰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变得愈发迫切，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调和中西差异、博取众家之长、彰显本土特色的智慧。一方面，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也是现代美学形成的基础：“‘和谐’作为美学的元范畴是建立民族化中国美学的基础。中国美学发展了一百多年，已经拥有自己的历史、流派和观念。”“生态美学”“人文美学”“生活美学”等审美向度体现出与中国文化资源的深度连接、继承转型、创新发展。另一方面，西方美学理论传入中国百年有余，在其本土化过程中，部分内容与中国发展实际紧密结合，生发出带有中国特色的审美向度。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例，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结合中国实际，强调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性与实践性，论证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群众之间等一系列关系；改革开放后，又有学者从“审美意识形态”“实践存在论美学”等角度展开多元化论述。

最后，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既要彰显中国传统美学及其精神文化的独特性，又要反映现实生活、回应人民诉求、与时代主流同频共振，因而需要平衡好审美研究独立性与现实需求契合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研究归属于精神意识维度，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相对的独立性：“审美现代性，既包含着对主体性的捍卫，又包含着对理性化的反抗。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本质上是人性结构的现代转型，它以提升感性地位的方式建构现代主体性原则，进而建立其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引导作用建立在对现实动态变化的及时跟踪与深度连接基础上，即审美向度需要面向现实需求，甚至预测未来趋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蕴含着根据时代特点充实内涵、优化形式、激活生命力、增强感召力的内在要求，为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在资源层、需求层、技术层、产业层、生态层的明晰提供了具体抓手。以当前“文化+科技”代表性实践“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为例，通过应用5G、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实现对中国多源异构文化资源的数据化，并借助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沉浸化体验技术强化文化传承与应用，从技术层面保障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引导的信度与效度。例如，位于杭州的桥西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就在推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过程中，助力中国特色审美向度明晰。该项目借助“两创”契机对区域优秀传统文化要素进行系统梳理，提炼出商业文化、市井文化、码头文化等主题，从而充实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素材库，并形成（宋代）生活美学、（清代）漕运美学、（民国）工业美学等兼有国家和地方特色的审美向度，进而依据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和杭州城市美学特点进行空间规划，将旧厂房、旧仓库改造为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中国伞博物馆、中国扇博物馆等新型文化空间，为点茶体验、宋式手工展示、汉服巡游等“两创”活动的开展奠定基础。

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素材的系统梳理，对中国特色文化要素的发掘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改造，对当下社会发展需求的有机连接，分别充实了中国特色审美向度实践与研究的素材库，彰显了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的本土性与开放性，提供了中国特色审美向度社会价值的转化可能，促进中国特色审美向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协同发展，推动二者在资源层、内容层、组织层、生态层的共生。


(责任编辑  唐白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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