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专论| 周斌：电影地理学的学科生成及其理论建构

众所周知，电影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传播媒介。不同的地域文化往往会使影片具有不同的景观呈现、文化内涵和美学风格。电影的影像表意系统离不开对各种自然景观、生活景观和社会景观的真实展现，而这些景观的真实展现又与故事叙述、人物塑造和细节描绘紧密融合为一体，不仅使故事叙述、人物塑造和细节描绘的电影语言简洁含蓄、生动有味，而且也由此构成了影片的文化内涵和美学风格。可以说，电影创作拍摄离不开对各种景观的呈现和对各种地域文化元素的巧妙运用，而电影批评则离不开对影片各种景观及各种地域文化元素的解读和阐释。同时，电影“取景产业”的发展也与各种景观及各种地域文化紧密相关。由此，电影地理学也就应运而生，成为一门电影创作、电影批评和电影产业发展都需要的新兴学科。这一学科的特点及其理论建构则需要进行深入探讨，并在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总结中不断完善。

一

法国著名电影学者马赛尔·马尔丹曾说：“当传统的电影语言仅满足于成为一系列技巧手段、人人都用的特技的汇总，而它又自动地保证着叙事的鲜明性和效果以及它的艺术存在时，这种语言就太像电影的一种‘儿科病’，也就是说，太简单了。”¹为此，在中外电影史上一些有新意、有影响的优秀作品，往往注重避免出现这种“儿科病”。它们较好地体现了创作者独特的艺术创新意识和具有个性化的美学追求。这些作品的编导经常在故事叙述、人物塑造和细节描绘中运用电影技巧有机地融入了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观、生活景观和社会景观，由此不仅有效地增强了影片的生活气息，强化了影片内容的真实性，且形成了一定的隐喻和象征镜语。而这种隐喻和象征镜语的运用既丰富了影片的文化内涵，也较好地凸显了影像表意系统的美学作用，既令观众在咀嚼、回味中获得审美享受，也由此领悟了创作者的艺术匠心所在。在世界各国的电影创作中都有不少这样的优秀影片，仅从中国电影发展史来看，各个历史时期也相继出现了一些这类有独特创意而令人难忘的好作品。例如，20世纪30年代袁牧之编导的影片《马路天使》曾被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称赞为一部“风格极为独特，而且是典型中国式的”优秀影片。他曾说：“谁要是看过袁牧之的《马路天使》，如果不知道该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个对法国电影一无所知的年轻导演之手，他一定会以为这部影片直接受让·雷诺阿或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

图1.电影《小城之春》剧照

该片一问世即被评论界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³影片真实、生动地描绘了30年代上海都市社会底层一群贫苦市民的痛苦生活，表现了他们被欺凌、被剥削的苦难命运。编导把故事叙述、人物刻画和主题揭示与上海大都市的各类社会景观和不同市民的生活景观之生动展现有机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电影艺术特性，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影片一开始，在片头字幕的衬景里就用连续溶化的一个个对当时的上海来说是富有特征性的画面，清楚地交代了时代背景，然后镜头从外滩华懋饭店的摩天大楼下降，推入‘地下层’，接着就是马路上的迎亲场面，而在这个极富运动性而又有着典型意义的场景中，不用一句对话，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如小陈、老王、小红等，就一个个被介绍上场了。”⁴同时，在迎亲场面的乐队中，既有传统“中式”的笙笛唢呐，也有“西式”的洋鼓小号，这种不伦不类的混搭场面，则形象地表现了上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状态。至于影片中陆续出现的“缉拿逃犯”的广告、“大减价”的市招以及理发店也要靠吹打乐器来吸引顾客、招揽生意的场景，均从不同侧面表现了30年代上海大都市的社会动荡、混乱和经济萧条的现实生活景象。影片大量运用了实景，如小巷、马路、酒店、澡堂、茶馆等，均采用了实景拍摄，从而使各种社会场景和生活景观更加真实可信。显然，这部影片倘若没有这些社会景观和生活景观的充分展现与大力渲染则势必会削弱其艺术魅力，而对影片的深入解读和正确评价，也离不开对这些都市文化元素所发挥的艺术作用之评析。

又如，20世纪40年代费穆导演的影片《小城之春》曾给中国电影带来了世界性声誉。该片的人物和情节均较单纯，编导注重细致刻画主要人物的内心情绪，并以隐喻和象征镜语来营造诗的意境。影片以女主人公周玉纹为中心，表现了夫妻、情人、姑嫂、兄妹、主仆之间在特定境遇里的人情关系和内心情绪。特别是她与突然到来的旧情人章志忱之间那种想爱又不能爱的尴尬处境，以及情感冲击着理智，理智压抑着情感而陷入了一种难以言传的苦闷与无奈的复杂情绪之中。这种苦闷和无奈的情绪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那个时代社会的思想精神状况。影片对人物内心情绪的刻画，较多是通过人物的言语、动作和场景有机结合形成的隐喻和象征镜语完成的。影片展现的是一座抗战后江南小城的状况，荒芜的城墙、残破的庭院、幽静的小巷、缓慢的小河流水，再加上周玉纹轻柔、徐缓而又饱含着淡淡哀愁与深深无奈的画外音，使人物复杂的内心情绪得到了空间化的生动体现，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在影观景物为象征，并将这种象片中，无论夫还是妻，作者都以现实的客征与人物性格和心理特征相融合”⁵，形成了各种隐喻和象征镜语，由此来揭示人物内心的复杂情绪和思想情感，就使影片含蓄有味，产生了独到的艺术魅力。无疑，如果离开了对这些隐喻和象征镜语的评析，则无法深入领悟影片的思想文化内涵。

图2.电影《枯木逢春》剧照

再如，20世纪60年代郑君里在导演影片《枯木逢春》时，明确提出了“破公式老套，破自然照相，破舞台习气”的创作目标，并确定了影片的特色：“它应当是一首新的田园的颂歌，要拍得美——风景美，人更美，还应当有一股蓬蓬勃勃向上的朝气。”⁶为此，导演认为，“自然景物在这部影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影片在描写解放前生活的序幕中，“坟堆、枯柳、死水潭，烟雾沉沉，似乎是瘴气；一家人被冲散的场面，镜头横移，前景不断变化，枯树枝、断壁颓垣逐一从镜头面前移过，造成一定气氛。音响方面，选用了嘈杂的乌鸦叫声（原来打算用狗哭的声音，后来因没有录到而作罢），企图造成荒凉、阴森的印象。”在表现解放后江南农村生活时，为了很好地凸显美丽的江南风光，导演“把这部影片景色的特点归纳为‘山、水、田’三个字。这三个字反映了江南风景的特色，有高低起伏的变化，和事件有密切的联系（因为血吸虫病只在水多的地区流行，而且农民下田劳动造成了感染血吸虫病的机会）。我们想这样来追求符合影片内容同时又具有江南景物秀美的特色”。⁷同时，影片开头部分学习借鉴了宋代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艺术方法，用横移镜头把毛泽东的诗词《送瘟神》进行了电影形象化的艺术表现，通过不同自然景观和社会景观的展现与对比，生动地展现了旧社会农村和新社会农村不同的生活风貌。另外，为了很好地表现苦妹子与方东哥相逢后从血吸虫病防治站到方家去一路上的喜悦、激动的心情，导演又学习借鉴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里“十八相送”的艺术手法，“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景和人物的内心结合起来写，一方面写了景物的美，一方面写了人物内心的美”⁸，从而以各种隐喻和象征镜语创造了“新十八相送”的生动场景。因此，在这部影片里，江南农村各种自然景观、生活景观和各种地域文化元素成了重要的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倡导，在电影创作拍摄中重视发挥影像表意系统的美学作用得到了更多编导的重视，其中崛起于影坛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在这方面敢于大胆创新、不断拓展，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显著贡献。无论是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黄土地》、《孩子王》，田壮壮导演的影片《猎场扎撒》《盗马贼》，还是张艺谋导演的影片《红高粱》《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他们在影片中对各种自然景观、生活景观和社会景观以及地域文化元素的大胆而有新意的运用，以及充分发挥影像表意系统的美学作用等，不仅使影片具有独特的美学风格，并给观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而且也有效地推动了国产电影创作在电影语言现代化方面的创新发展，大大缩短了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在电影语言方面的差距。

例如，作为第五代电影导演成名之作的《黄土地》，表现了编导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情感和对中华文化的深入思考，具有很明显的哲理性美学品格。在这部影片中，黄土高原的自然景观、生活景观和社会景观以及各类民俗风情成为与人物同样重要的艺术表现对象，由此构成的隐喻和象征镜语不仅深化了影片的思想文化内涵，而且也令观众不断回味和思考。影片中深沉的黄土高原、平缓的黄河流水被导演反复着重渲染，让观众感到这些自然景观所蕴藏的一种内在的深厚力量。而对“祈雨”“打腰鼓”等仪式化的民俗场面所进行的强调和夸张，它既表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对大自然的敬畏与乞求，也展现出他们一旦从愚昧和麻木的状态中觉醒，并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后所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

又如，《盗马贼》在叙述藏族牧民罗尔布的命运遭遇时，注重展示和探究了宗教文化在藏民生活和信仰中的重要地位与重大影响，并把两者有机融合为一体。影片里无论是藏民膜拜佛祖、虔诚祈祷的肃穆画面，还是对佛像、佛灯、寺院建筑、转经筒、戴面具的护法神、祭坛、打鬼仪式等的描写和渲染，都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但是，尽管罗尔布虔诚地信仰宗教，却没有因此而改变其悲剧命运，由此也表达了创作者对宗教文化的反思。

再如，《红高粱》以颇具艺术个性的风格化视听造型来礼赞生命，着重表现了生命的自由与舒展，表现了充满勃勃生机的旺盛的生命力。为此，导演在影片的空间和画面上尽情挥洒，把创作意念生动地体现在具体的视听造型中，依附于一系列具有生命象征意味的仪式上，产生了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影片里那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颠轿、劫道、野合、敬酒神、日全食等场景，均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影片对高粱地的多次渲染及对酿酒作坊的细致描绘则使自然景观和生活景观有了一定的文化内涵。正如法国导演阿倍尔·甘斯所说：“构成影片的不是画面，而是画面的灵魂。”⁹与影片故事叙述和人物塑造有机融合的生动的影像表意系统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艺术作用。

显而易见，上述各个历史时期一些颇具特色的优秀影片由于在故事叙述、人物塑造和细节描绘中有机地融入了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观、生活景观和社会景观，凸显了各种地域文化元素的美学作用，从而有效地增强了影片的创新性和文化内涵，并使之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美学特征。80年代以后，国产影片创作拍摄一般都较重视发挥各种自然景观、生活景观和社会景观以及地域文化元素的美学作用，特别是诸如中国西部片、公路片、爱情片等一些类型电影，对于自然景观、生活景观和社会景观的展示，以及表现地理环境、民俗风情与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之间的关系等也更加明显。为此，电影理论批评对这方面也日益关注、更加重视，由此也就催生了电影地理学学科的诞生。

二

众所周知，影片拍摄离不开制景和取景，因为故事叙述和人物塑造需要在一定的场景中进行，而制景和取景则体现了导演及其创作团队对于现实和历史的美学构思。影片里的各种场景和景观既要服从于故事叙述和人物塑造的需要，也要充分体现导演及其创作团队的美学追求。同时，制景和取景还要有助于加强影片对观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进一步扩展电影市场，在经济上获取更多利润。

近年来，电影“取景产业”的快速发展则使电影地理学有了新的拓展和更加丰富的内容。据报道：“有研究者建立起一个数据库，素材涵盖2000年到2019年间上映的最吸金的真人剧情片，以此研究电影拍摄对于取景地的需求以及青睐度。据数据显示，过去20年最吸金的200部电影平均在1.6个国家取景拍摄。完全在一个国家完成拍摄的电影数量不超过三分之二，23%的电影在两个国家完成拍摄，其余12%在三个以上国家完成拍摄。”¹⁰显而易见，异国他乡的各种自然景观、生活景观和社会景观以及各种地域文化元素不仅成为影片拍摄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成为其吸引广大观众的重要因素。同时，影片上映以后，也带动和助推了这些国家文旅产业的发展，很好地发挥了被业内称为的“烟花效应”，即影片如同绚烂的烟花，在天空绽放的同时，也照亮了下方的各种地域美景，吸引了各方游客前往观赏。

显然，当影片拍摄时的“取景”发展成为一种产业的时候，不仅进一步凸显了各种景观和地域文化元素在影片里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意味着“取景”包含着更加丰富、复杂的内容，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考虑如何“取景”才更加恰当，更有利于剧情内容的叙述、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文化内涵的开掘，以及更有利于影片在电影市场上赢得更多观众的青睐。正因为如此，电影创作从剧本阶段开始，就需要根据故事内容和人物塑造的需要，考虑如何把各种景观和地域文化元素有机融合在剧作之中。而在影片拍摄时，导演及其创作团队则要考虑在剧作基础上如何根据叙事、人物和影片进入市场后吸引观众的需要，选择最恰当的场景进行拍摄，从而使各种自然景观、生活景观和社会景观以及地域文化元素成为剧情内容展现、人物形象塑造和主旨内涵表达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既有效地强化了影片的艺术魅力，更好地吸引观众进影院观影，同时也能促进电影产业和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这方面，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创作拍摄提供了不少成熟的经验。好莱坞一些大片往往会在多个国家拍摄，并选取一些著名景点作为影片叙事和人物活动的场景，从而让观众不仅为故事内容和人物形象所感动，也为各种景观和地域文化元素所吸引。由于当下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好莱坞电影不能忽视的“大票仓”，所以近年来若干好莱坞大片也常常把中国的一些著名景点作为其拍摄场景，以此来吸引更多中国观众观赏其影片。例如，《碟中谍3》拍摄时曾在上海和浙江取景——上海的取景点包括东方明珠塔、金茂大厦、中国银行大楼、黄浦江等一些标志性景观，浙江的取景点则选择在嘉善县的西塘古镇。显然，时尚现代的上海大都市与传统古朴的西塘古镇，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展现了中国不同的自然景观、生活景观、社会景观和地域文化特点，具有一种独特而又引人的东方美感。又如，火爆全球的3D大片《阿凡达》也曾在湖南张家界取景。张家界有许多奇山怪峰，每一座山峰都有绝美的风景。影片中让全球亿万观众为之震撼的“哈利路亚山”悬浮山的原型，就取景于张家界的“乾坤柱”。其峰体造型奇特，如同刀劈斧削般巍然屹立于张家界，颇有顶天立地之势。当云雾缭绕之时，山峰下端会被云雾掩盖，似乎漂浮在空中一般。这一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客观环境构成了影片中“哈利路亚山”悬浮山，为影片增色添彩不少。2022年在全球热映的《阿凡达2：水之道》，则再次向全球观众展现了取景地中国湖南张家界的瑰丽山水。这几部好莱坞大片上映后均受到了全球观众的热捧，赢得了不菲的票房，其中各类中国元素也发挥了独特的艺术作用。同时，这几部影片上映以后，对吸引更多中外旅客前往这些著名景点旅游观光也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当然，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国产影片的创作拍摄中也同样存在。例如，谢晋导演的影片《芙蓉镇》的取景点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永顺县王村。这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镇。该镇三面环水、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瀑布穿镇而过，各种景观别有洞天，故而被称为“挂在瀑布上的小镇”；镇内有一条五里石板街，见证了几千年的历史变迁。1986年电影《芙蓉镇》在这里取景拍摄，随着影片放映后所产生的很大社会影响，王村古镇也随之一举成名，游客众多，络绎不绝。于是当地民众便将村名改为“芙蓉镇”。芙蓉镇因其优美的风景和古老的土家文化、土司文化而具有一种独特的引人魅力，很快便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目前芙蓉镇的文旅产业已经带动了周边十几个村的土特产、手工业、种养殖业的发展。该景区还将拓展研学亲子游、土家特产溯源游、田园休闲游、乡村美食游等一系列项目，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当地文旅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又如，张艺谋导演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拍摄地在山西祁县乔家堡村。乔家大院是一个全封闭式的城堡式建筑群，为清代著名商业资本家乔致庸的宅邸。该大院布局严谨，建筑考究，不仅为影片故事叙述和人物塑造提供了很好的场景，而且也有助于其主旨内涵的文化表达。由于影片上映后曾荣获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和美国奥斯卡奖的提名等一系列重要国际奖项，所以乔家大院也随之名扬四海，成为众多中外游客前往参观的著名景点。为此，当地政府打造了乔家大院文化园区，推出了非遗表演、乔家社火等一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文旅产业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同样，张艺谋导演的《满江红》是2023年春节档的热映影片，于山西太原古县城拍摄的，并在古县城建起了《满江红》摄制基地——一座四进传统围合式院落，具有山西古建筑特色。太原古县城是一座始建于明代初期的县城，城内明清风格的各类建筑林立，呈现出独具的历史景观。经过历时多年的修复建设，这座延续山西晋阳文脉的古城终重现于世，再现了古色古香的历史建筑风貌。《满江红》影片热映后，古县城迅速成为太原又一网红打卡地，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影片摄制基地也对外开放，游客可以排队换装扮演剧中人物进行沉浸式体验，在现实生活中再次演绎电影剧情。

再如，程耳导演的影片《无名》也很好地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老上海的各种自然景观、生活景观和社会景观，并把这些景观和剧情内容的叙述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有机融合在一起，有效地增强了影片的艺术魅力。导演及其摄制团队没有去上海车墩影视基地拍摄，而是尽可能采用上海市区的实景拍摄，其主要取景地点涉及9处保护建筑和3个区的旧改区域，其中包括荣宅、江阴街、提篮桥监狱等。建于1918年的荣宅是上海原来面粉界和棉纱界的双料“大亨”荣宗敬的故居。20世纪初期，这里是上海滩最显赫的私人宅邸之一。自2011年起，这座宅邸开始了修缮工程，经过多年修缮后的荣宅不仅恢复了原貌，而且还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影片《无名》则是修缮后的荣首次接待影视剧拍摄。它独特的历史景观在影片中呈现出不一样的吸引力。在影片的不少画面和场景中，观众都可以看到这座老洋房建筑的漂亮、精致和讲究，其中如王一博饰演的叶先生来到灯光摇曳、伴有弦乐四重奏的酒吧、舞厅里，梁朝伟饰演的何主任在黄玻璃窗下坐着抽烟和站在窗边向外望，以及彩色天窗走道等多出场景，都是在荣宅中取景拍摄的。影片放映后荣宅吸引了更多观众前往参观打卡，门庭若市。同时，影片还在上海江阴街取景。之所以选择这条即将拆迁的街道作为拍摄景点，是因为导演认为“它的整体环境和景深非常符合电影的要求。通过美工改装街道的外立面，再增加一些门店，就成了大家在电影中看到的样子”。¹¹这条经摄制组改建后的“民国风情”老街，其外立面呈现出当年老上海的各种社会景观，不仅有店招上写着国泰戏院、泰丰洋行、绸缎庄、诚泰印务公司、皮货局、美术照相馆等一些上海老字号的门头，而且地面上还堆放着一些“泰丰洋行”的货物箱等。由于其修旧如旧，还原度极高，足以以假乱真，所以影片放映后，这条几乎被遗忘的老街很快就吸引了不少怀旧的观众前去拍照留念。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电影创作拍摄中的“取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城乡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新动能。它有多种发展模式，如取景＋旅游观光、取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取景＋延伸产品开发等，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各地文化产业的发展。而对于电影地理学来说，电影“取景产业”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应予以必要重视和深入研究。

三

电影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必然需要在学科建设中加强理论建构，逐步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应该看到，由于电影地理学既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电影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两者交叉形成的一个新兴学科。因此，其理论建构也应该从多方面入手。

首先，作为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电影地理学应该引入文化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有关理论。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一门学科，它注重探讨各种文化现象的分布、空间组合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有关文化景观、文化起源、文化传播、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文化景观则是研究各方面内容的具体切入点和观察对象。地理学中的景观学产生于德国。19世纪末德国著名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将景观的概念引入地理学中，认为景观的地理学含义是“一个地理区域的总体特征”。而作为一门研究景观形成、演变和主要特征学科的景观学则产生于20世纪初。景观学的学科研究重点在于如何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居住的良好生态环境。其中文化景观论是由德国地理学家奥托·施吕特尔(Otto Schluter)提出来的，他于1906年提出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区别，并要求把文化景观作为从自然景观演化来的现象进行研究。美国地理学家索尔(Carl O.Sauer)在奥托·施吕特尔之后开始倡导文化景观论，并在1925年出版的《景观的形态》一书中，把文化景观定义为由于人类活动添加在自然景观上的形态，主张要重视不同文化对各种自然景观的影响，认为解释和探究文化景观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要注重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的特征同时，他指出文化景观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其反映了不同文化集团的主要差异与和基本特征。¹² 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米歇尔·劳瑞（Michael Laurie）的《景观设计学概论》¹³则较全面地阐述了景观设计学的基本理论。该书不仅探讨了景观规划与城市设计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开创性地把生态概念引入景观设计当中，提出了环境景观品质等学术概念，在世界各国产生了较大影响。近年来，关于景观学的研究在我国也有了新的进展，如袁博生的《景观学概论》¹⁴是国内首部论述景观学的专著。该书主要包括景观学综述、园林景观发展简述、景观艺术与审美规律、景观表现手法与组景、城市规划与城市绿地的类型与技术指标等内容。其论证了景观是一种美学现象，并梳理了相关的美学规律以及景观的分类和内在原理等，从而为景观学构建了较为清晰的基础原理。显然，上述这些理论均是电影地理学进行理论建构时的重要参考文献，应该很好地借鉴和运用。

其次，由于各种自然景观、生活景观和社会景观往往体现了各种地域文化特征，所以地域文化的相关理论对于电影地理学的理论建构来说也很重要。在我国，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而又独具特色，且迄今仍然在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等的具体表现。由于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地理环境和各种景观相融合，故而就凸显出较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与地理环境是紧密相关的。如黄土高原地区的地域文化与江南水乡的地域文化就显著不同，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虽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地域文化也不断有所发展和变化，但在一定历史阶段，其仍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地域文化常常以一种或显或隐的方式影响着民众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文学艺术创作，不同区域的作家和艺术家在地域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下,会创作出许多具有显著地域文化特色、美学风格各异的文艺作品。如2021年上映的影片《爱情神话》不仅较好地呈现了当下上海大都市的一些生活景观和社会景观，而且具有较鲜明的海派文化特点，是海派电影创作的新探索与新收获，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和欢迎。

另外，作为电影学的一个分支，电影地理学则与电影语言、电影美学等学科紧密相关。应该看到，各种自然景观、生活景观和社会景观一旦进入电影画面，就有了艺术作用和美学价值，就成为影片影像表意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苏联著名电影学者格·巴·查希里扬所说：“即便是在纪录电影中，造型形象也不是对现实的精确模仿。”因为“它不仅反映现实，而且还解释现实”。¹⁵为此，影片拍摄时无论是内景还是外景，无论是制景还是取景，都不是简单地再现生活场景或作为人物活动的一种背景，而应该符合影片剧情内容和人物塑造的需要，符合影片整体美学构思和美学风格建构的需要。故而，导演及其创作团队就需要有这方面的理论修养，要克服制景和取景中的各种盲目性与随意性。在此前我国的电影创作实践中，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教训。例如，影片《女篮5号》是谢晋导演的成名作，上映后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欢迎。但著名电影家夏衍却发表了一篇影评《从﹤女篮5号﹥想起的一些问题》，对该片主人公林洁所住的漂亮房子和华丽陈设的一堂布景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样的生活景观设计不符合人物的身份和经历，违背了生活真实。他说：“由于这堂布景的设计不当，而使这部影片的主题、故事结构、甚至人物性格，都受到了一定的损害。”并且，他指出“我以为这是我们电影、戏剧界的一种很不值得提倡的风气，也可以说是一个思想问题。这是怎么样的风气呢？这就是不从整个戏的主题思想、最高任务出发，孤立地考虑问题，为布景而布景，为陈设而陈设——也就是刻意地、不真实地‘美化生活’的问题。”“从艺术的角度看，舞台、银幕上的任何一堂布景、一套服装、一件道具……一切都得服从于这个作品的主题思想，连一件小道具也应该有明确的目的性。”¹⁶此言甚是。由于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往往可以从各种景观变化中反映出来，而剧情内涵和人物内心情绪的艺术表达也常常可以通过各种景观组合成隐喻和象征镜语，所以电影创作者应该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各种自然景观、生活景观和社会景观在影片中的艺术作用与美学价值，在制景和取景等方面克服盲目性与随意性等弊病。为此，电影地理学也需要电影语言、电影美学等方面的理论作为学科基础。就电影语言而言，如何运用蒙太奇技巧将各种场景和景观形成隐喻和象征的镜语，使之更含蓄和巧妙地表达各种文化内涵与人物心理等；就电影美学而言，如何使各种场景和景观在故事叙述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发挥更多的美学作用，赋予场景和景观以生命，赋予镜头和画面以灵魂，以动人的视听造型传情达意、表达内涵和感染观众等。均是需要深入探讨和不断实践的艺术课题。因此，电影语言、电影美学等学科的理论也是电影地理学理论建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电影地理学学科一方面需要不断进行必要的理论建构，较广泛地借鉴和运用各方面相关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则需要从电影创作、电影批评和电影产业发展实践中及时总结相关经验，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使该学科建设得到很好的发展，并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章原载于《电影新作》2023年第3期

编辑/刘清

责编/曹峻冰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