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讨论 | 《花漾少女杀人事件》：青春成长的破阵想象
内容提要：《花漾少女杀人事件》入围第7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平行单元而获得较大关注。影片设置了一个“她杀了她”的谜题，在铺设谜题的过程中，导演既糅合了悬疑、惊悚、竞技体育等类型元素，又结合了家庭、青春以及成长的叙事因子，建构出一个视觉与叙事共振的暗黑风“杀人事件”。影片以一个极端的情感体验与病态的生存状态，显现出东亚家庭的集体症候，展现了少女的青春阵痛，让观众在凝视之中获得破阵式的成长体验。
关键词：《花漾少女杀人事件》 谜题叙事 东亚家庭症候 青春成长
作为唯一一部入围第7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平行单元的中国电影，影片《花漾少女杀人事件》此前便获得较大关注。该片由新人导演周璟豪执导，陈正道监制，张子枫、丁湘源、马伊琍联袂主演，是一部试图平衡类型与文艺，交叉着心理悬疑与青春伤痛气质的商业影片。作为新锐导演的首部长片，影片戏仿了《我，花样女王》《黑天鹅》《爆裂鼓手》等影片，又借鉴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命名方式，显现出典型迷影情结。在迷影气质之外，导演同样表现出一些少见的老道：影片延续了陈正道的悬疑类型，设置一个“她杀了她”的心理谜题，又充分利用花样滑冰的竞技张力、青春创伤的暗黑玄想，建立起较具吸引力的叙事策略。当然，随着凶杀事件倒叙开去，观众也在追踪杀人始末的过程中，观察交织着欲望、控制与爱的东亚家庭症候，体验青春少女心理的断裂与对碰，从而体悟当代青年的成长困境与青春阵痛。
在《好莱坞的叙事方法》一文中，存在一种“岔路叙述”的多线索叙事策略，大卫·波德维尔将之归纳为谜题电影（puzzle films）[1]。随着研究者的不断外扩和拓展，谜题电影的概念一时难以厘清。然而，我们却可以直观地在某些电影中感受到一种谜题叙事的存在：这类影片试图搭设起“设谜—解谜—破谜”的叙事逻辑，常常设置梦境、记忆与潜意识等心理情境，并伴随着多视角/线索的不可靠叙述展开，展现出复杂性叙事、反转性情节以及参与性解谜的叙事特征。《花漾少女杀人事件》正是如此，它在影片海报上设置了一个“她杀了她”的谜——这个谜需要观众跟随剧情抽丝剥茧、层层破谜，揭开“杀人事件”的始末。
在影片伊始，两个少女在没有开灯的冰场上起舞，一场蓄谋已久的凶杀拉开帷幕。随着被冰刀杀害的钟灵（丁湘源饰）倒地，冷色的冰场、惨白的冰面、鲜红的血液、满面鲜血的江宁（张子枫饰）凝视着镜头，共同组构成暗黑风格的影像。此刻，似乎“杀人”与“被杀”的对象都是确定的，“她为何杀害”以及“为何杀害她”成为观众继续追踪的方向——顺着这一方向，故事开始倒叙，观众也跟随江宁的叙事视角，打开她敏感、多疑且焦虑的内心世界。然而，故事一再进入反转，闯入的天才少女钟灵亦敌亦友、母亲在两人之间左右摇摆，让观众一再预设、又不断修整，企图揭开谜面。当然，为了使剧情显得合理，创作者也巧妙地设置了隐喻的镜像、精神科医院的联系方式、被迫中止的视频电话等桥段。最终，影片借助母亲的视角，打破江宁的不可靠叙述，揭开“她即是她”的谜面。抑或说，这场杀人事件指向了江宁的心理困境——一场由精神分裂造成的自我切割之痛。
在进行谜题叙事的过程中，创作者不仅置入大量悬疑、惊悚以及心理元素，还调集花样滑冰这项竞技体育项目自身裹挟的美感与刺激。在导演看来，“运动元素可以给影像提供一个很好的基底，镜头有机会拍得生动有力。而花滑很特别，既有非常残酷的一面，又有非常艺术和美的一面，两者兼具”[2]。事实上，这一竞技体育项目的艺术美与竞技性已然在《我，花样女王》（I,Tonya 2017）中有所显现。在《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中，同样不乏少男少女的身体张力与竞技刺激，观众跟随江宁训练、比赛而陷入情绪风暴。可以说，花样滑冰在影片中既是一种运动奇观，又是一种竞技体验，以视觉与心理的双重吸引力，最大程度地抓住观众[3]。在此之外，冷冽的冰面与锋利的刀锋也与江宁的青春阵痛、影片的暗黑基调相互照应、彼此映射，建立起一种视觉化的影像观照。
不仅于此，创作者还糅合了诸多青春片的元素，包括对于成绩的焦虑、渴望母亲的认同、情窦初开的体验以及得以依靠又彼此撕裂的友情。在溜冰场、酒吧以及深夜的街道，江宁/钟灵迎来青春的悸动，也面临着遇难与救赎，颇有残酷青春的味道。值得强调的是，影片的摄影指导余静萍曾为《少年的你》《七月与安生》等略带残酷青春特质的影片掌镜，积累了丰富的青春伤痛影像的叙事经验。在《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之中，她多用近景、特写加之影像偏中灰度调色，给观众营造出一种紧迫、压抑且冷峻的残酷空气，让影片建立起一种暗黑风格与残酷基调。
受同一文化圈层的影响，东亚社会对于家庭的文化体认超过欧美国家[4]，更重要的是，在东亚家庭身上，总是能够集中显现出典型的物质/文化特征。网络上，网民们构建了一个颇带戏谑意味的东亚家庭图谱：“沉默的爸，暴躁的妈，破碎的他/她。”尽管这一认识显得偏颇，却洞见出普罗大众对于东亚家庭的症候认知——父亲缺席，母亲辗转于过载付出与过度侵入的两端，子女则时常陷入爱的枷锁，被反复精神谋杀。《花漾少女杀人事件》创作者设置了一个由母女组成的单亲家庭，不仅放大了父亲的缺席，更直接建立起一组共生共存、相爱相杀的母女关系。当然，影片中的王霜（马伊琍饰）不仅作为母亲，更是女儿江宁的教练——母/师的双重身份使得王霜的权利被无限放大。与此同时，江宁的竞技之感也存在双重性，这不仅是一场身体的竞技，也是一次精神的竞技。抑或说，她的努力不仅是为了夺得教练的青睐，也是为了获取母亲的认同——两者一体两面，造成了江宁的焦虑与分裂。
整体而言，这组母女关系建立的人物线索，牵引着影片的一条叙事主线：一个突破不了身体生长关卡的花样滑冰选手江宁，在比赛前夕面临巨大压力，为了获得母亲/教练王霜的认同，不惜一切手段与其他学员竞争，也时常陷入学员坑害自己的焦虑之中。滑冰天才钟灵的闯入再次让母女关系陷入紧张，让江宁陷入竞争的局面。为了让观众感同身受，电影以江宁的视角展开叙事，将其内心的敏感与焦虑、竞争的刺激与无助、母亲的严格与漠视悉数显现出来，并与观众建立原生经验的共享——观众不得不全程目睹“乖乖女”化身“疯批”的经历，在悬念打开的同时，不断与个体的生长经验相联结，沉浸于东亚家庭的原生之痛。可以说，影片的剧情铺设与情节点开展，不断指向这组扭曲的母女关系——似乎“她杀了她”的杀人案，到头来纠结的，并非是一场自我分割的人格“杀害”，而是集中演绎了一场母亲如何将女儿推入深渊的精神谋杀。
为了让观众情动其中，创作者选取的母女问题痛点，也基本建立在普罗大众对东亚家庭症候的认知之上。在电影中，没有获得全国冠军的王霜将个体的欲望投射到江宁身上，并全面控制女儿的生活。她无视女儿的伤痛与困境，为其补充物质条件，并将之作为道德绑架的链条。当然，母女二人也在微妙的较量之中形成精神的共生——不仅是王霜要赢，江宁也要在竞赛中获胜。似乎，这组母女已然建立一组“你中有我”的镜像关系，王霜是江宁的未来，江宁是王霜的过去，她们纠葛着互证，反复指向东亚家庭的困境。整体而言，创作者打造的心理困境，紧紧围绕着东亚家庭集中显现的问题症候展开，即欲望投射与绩优主义、绝对控制与道德捆绑以及情感漠视与物质补偿。影片有意识地映照着当下青年为东亚家庭贴示的标签，演绎出带有沉重砝码的东亚之“爱”，并企图与青年受众建立原生之痛的共鸣。毋庸置疑的是，如此的症候演绎充分迎合了社会的戾气，也显现出遮蔽、刻板与单薄的一面，很难承载一个母亲的全部——使得影片对于母亲这一角色的诠释，难以形成层次。当然，创作者似乎并不关注于此，青年群体对于原生家庭的集体愤怒，才是聚焦之处。
《花漾少女杀人事件》在“杀人事件”的表皮之下，隐含着一个“青春成长”的主题。近年来，关于“青春成长”的影片并不鲜见，但是借助精神分裂的病症完成成长破阵的影片在中国却较为少见。更具体地说，影片存在一个与时代紧密相连的按耐不住的“疯批”内核，能够契合当代青年的淡淡“疯感”。在影片中，敏感、倔强的“乖乖女”江宁，遇到了红发、热烈勇敢且女人味儿十足的钟灵。她们作为一组并置人物，在外表、性格与价值观念上都是充分对立的。因为对立，钟灵带江宁到地下滑冰场、酒吧体验不同的人生，邂逅青春的少年，感受情感的悸动，并在关键时候守护她、帮助她，提供情感慰藉。当然，钟灵的到来打破了江宁平静的生活，她一方面守护江宁，一面又分摊了母亲的爱与认同，为比赛带来挑战，让江宁产生无形的压力。自由、洒脱的钟灵在冰场肆意舞动，不仅让江宁羡慕，也赢得了王霜的关注——她不仅穿上了江宁的同款冰鞋，还表演了江宁的特定节目，成为江宁赢得比赛/母亲的对手。正是借助这一组并置的人物形象，影片建立起青春成长的破阵想象。
成长的第一层：通过杀害，实现“完整母亲”的幻想。在电影中，观众跟随江宁的故事，走入她的内心世界，也不断理解“乖乖女”转变为“杀人犯”的心路历程。钟灵与江宁本身便存在抵牾，尤其是钟灵的闯入，分摊了母亲的情感与精力，这也使得江宁通过“杀害”的方式，完成“一对一”的资源掠夺，重新获得“完整的”母亲。这场“杀害”，看似是主动的出击，实则是被动的还手——获得母亲的认同仍旧是江宁的核心目标，而这不过是基于他者的追求。
成长第二层：借助驱逐，达到“去二求一”的主体确认。当发现被“杀害”的钟灵再次出现，江宁躲进休息室歇斯底里，终于借助镜像，认识到钟灵只是自己的互补式的分裂人格。钟灵出现基于江宁的情感需要，江宁驱逐钟灵，试图“去二求一”，实现主体性的确认。当透过王霜的视角重新叙事，母女二人互诉真情，江宁也放大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将“母亲要我赢”转变为“我要赢”——这也是实现主体确认的第一步。
成长第三层：共同守望，完成“合二为一”的主体再塑。在影片结尾，江宁跨过了一而再、再而三失败的难关，却在即将获得胜利之时，被曾经的自己用冰刀磕出的冰坑绊倒。在钟灵的助力下，江宁放下输赢的追求，二人一同在冰场翩翩起舞。在此，江宁与钟灵从“一分为二”转变为“合而为一”，江宁通融了钟灵的观念，放下了“赢”的执念，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影片设置的三层成长叙事似乎是层层递进、不断超越的，却囿于篇幅，被限制在影片结尾的三分之一处，观众很难从中找到人物转变的动因，只能被动地接受其转变的结果。此外，疯子从人格杀害到共同守望的转变，呈现出一种极端化叙事的倾向。因此，观众很难从中捕捉到有效的理性结论，只能在翩翩共舞中获得竞技运动的视觉享受——或许，美就够了。事实上，一场借助冰场共舞写映出的成长和解，如同剧情中钟灵递给江宁的维生素——尽管心是好的，但治不好病，也药不死人。从这个层面出发，影片是一场传达给观众的关于青春成长的破阵想象，一副成长之痛的安慰剂。
尽管于高手林立的暑期档上映，但作为一部集可看、可品以及可思的新人新作，《花漾少女杀人事件》应当受到关注。影片延续了陈正道心理式悬疑的叙事路径，又带有中青年创作者的新意与巧思：在铺设谜题的过程中，导演既糅合了悬疑、惊悚、竞技体育等类型元素，又结合了家庭、青春以及成长的叙事因子，建构出一个视觉与叙事共振的暗黑风“杀人事件”。在“杀人事件”背后，影片以一个极端的情感体验与病态的生存状态，显现出东亚家庭的集体症候，展现了少女的青春创伤与生长之痛，让观众在凝视之中获得破阵式的成长体验。作为一部颇为典型的商业片，它的疗效足矣。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