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专论 | 【民族艺术研究 · 全文推送】黄鸣奋 | 科幻电影与新质生产力:技术进步、艺术融合与未来展望
科幻电影与新质生产力:技术进步、艺术融合与未来展望
黄鸣奋

《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25年第5期“电影与新质生产力”专题刊出 2025年10月28日出刊
“新质生产力”是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的概念。它在广义上泛指由科技进步所创造的具备新形态、新内涵的生产力,在狭义上特指当下由于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边缘计算、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广泛应用而迅速发展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源于科技突破带来的生产工具创新、劳动对象创新、劳动者素质创新,它通过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交叉融合与转型升级等途径开拓经济赛道,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社会发展。电影以19世纪的生产力为依托而诞生,以20世纪至今的生产力为依托而发展。科幻电影作为电影自身分化的产物,以科技为参照系放飞想象,预言并描绘了未来科技、未来新质生产力及其社会影响。不仅如此,科幻电影还是历史上文化领域生产力现代化的重要表征,是当下中国由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新动能。从上述认识出发,本文重点考察科幻电影如何受益、预言、表征新质生产力。
一、科幻电影受益于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进步与经济结构、社会制度创新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并以科技为核心驱动力;科幻电影则是以科技为参照系放飞想象的视听艺术。二者之间的联系首先是通过科技这一纽带建立的。新质生产力对于科幻电影的影响主要通过创造技术条件、提供艺术素材、激励创作动机等方式表现出来。
(一)生产力发展为科幻电影创造技术条件
19世纪,人类生产力因工业革命实现飞跃,其代表包括蒸汽机、纺织机械、铁路交通、钢铁生产、化学工业、电力电气和远程通信等。其中,与电影问世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生产力主要包括连续摄影技术、光学影戏机等。经过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和艺术实验,电影逐渐从简单的视觉娱乐向拥有丰富表现力的艺术形式转变,在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与之相应,电影科技作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也发展起来,不仅摄制水平得以提升,特效质量和视听效果也得以优化。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科幻滑稽片《自动香肠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
20世纪初,世界上第一部科幻故事片《月球旅行记》(Le voyage dans la lune,1902)诞生于法国。此后,有声电影、彩色电影、立体电影等技术相继出现,推动了电影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并不断丰富着科幻电影的表现形式。
20世纪中后期,生产力继续蓬勃发展,其代表有汽车与航空工业、电子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核能与核技术、生物技术与医药等。其中,与电影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电子信息技术与计算机。它们不仅大大提升了电影的生产效率、制作质量和视听效果,而且拓宽了电影的叙事边界。例如,三维建模和动画技术使外星世界和未来科技得以栩栩如生地呈现于银幕之上,实时渲染技术、深度学习算法使科幻场景更加逼真,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影体验。由于交互式叙事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观众不再仅仅作为旁观者被动接受故事,而是作为参与者介入电影情节的发展。此外,互联网与移动通信作为新质生产力也为科幻电影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影响遍及传播渠道、商业模式、互动体验、跨媒体叙事等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进入21世纪,计算机生成图像(CGI)技术不断进步,科幻电影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新的飞跃,由此而有美国电影《阿凡达》(Avata,2009)及其续集《阿凡达:水之道》(Avatar: The Way of Water,2022)对异星世界的生动描绘,以及美国、英国、加拿大合拍片《星际穿越》(Iterstellar,2014)对黑洞和虫洞的震撼呈现等。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科幻电影的创作开辟了新天地,为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听体验。它可以帮助编剧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观众喜好,帮助导演完善制作流程、缩短拍摄时间,帮助摄影师通过算法模拟出逼真的自然现象或外星环境,帮助发行人员开展营销、实现旧片翻新等,甚至可以由文字直接生成视频,其潜能不可限量。数字电影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构建了与之相应的创新生态体系,促进了科幻IP的开发和跨媒体叙事的探索。
(二)新质生产力为科幻电影提供艺术素材
与其他类型的影片不同,科幻电影以科技为参照系放飞想象,探索未来世界、外星生命、时间旅行等超越现实的主题。这类想象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凭空杜撰,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环境的细致观察、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聚焦于社会生活中已经或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形。编导固然可以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捕捉艺术素材,各种社会现象也都可以通过艺术想象转化为科幻电影的内容,但新质生产力对科幻电影的创意具有不可替代的启发作用,因为它具备创新、高效、引领和融合等特性,不仅以实践为基础拓宽了人类的视野,还深化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
新质生产力为科幻电影创意提供的素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前沿科技,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空间探索等。这类科技的最新成果和潜在影响可以激发科幻电影编导的想象力,有助于他们构思富于未来感的情节。二是社会变革,如由于高新科技的引入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发展,远程工作、数字身份、虚拟企业等得以广泛运用。这类变革反映了人类生活与工作方式的转变,可以充当科幻电影叙事的背景、线索或热点。三是全球视野,如新质生产力所促进的跨国合作、文化交流、信息共享、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一视野可以让电影编导超越地域局限,创作出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作品。
当然,科幻电影的特色并非源于直接摹写上述前沿科技、社会变革和全球视野,而是以之为基础放飞想象表现出来。以前沿科技为例,由于想象起作用,上述素材可能发生如下三方面的转变:一是从内生型向外源型转变。这意味着影片所呈现的前沿科技可能不是由于人类社会的内部动力而向前发展的,而是来源于其他智慧生命。例如,在德国默片《英仙座β星》(Algol,1920)的构思中,提供无限能源、在地球上引发经济巨变的机器,其原型是由外星人赋予的。又如,在中国电影《筒子楼超人》(2019)中,有望引发能源革命的红色矿石是由外星飞船带来的。二是由纪实性向虚构性转变。这意味着影片所呈现的前沿科技未必存在于现实,而可能只是某种观念。例如,中国动画片《赛尔号2·雷伊与迈尔斯》(2012)设想赛尔号队员与宇宙海盗为获取新型能源晶体而战,这种晶体可以吸收多种形式的能量(包括太阳能、星能、暗物质能等),并转化为飞行所需要的动力、攻防所需要的光束或盾罩、恢复受损星球生态平衡所需要的资源。又如,美国电影《她》(Her,2013)中构思的具备情感和自我意识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三是从地表性向寰宇性转变。这意味着有关前沿科技与新质生产力的构想可能扩展到其他天体。例如,英国、美国合拍片《月球》(Moon, 2009)设想通过在月球上采矿获取氦-3,为地球提供清洁能源。又如,德国、法国、英国、波兰、美国合拍片《太空生活》(High Life,2018)的叙事背景是当局派人穿越黑洞寻找另类能源。
生产力包括三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科幻电影有关新质生产力的想象完全可以沿着上述思路展开。中国电影《人工智能:伏羲觉醒》(2016)即为一例。该片中的劳动者主要是指参与人工智能研发、制造、维护及相关工作的人员,即由程序员叶行嘉及其伙伴组成的团队,该团队兼具创新精神、科技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劳动资料主要包括人工智能系统开发与运行所需的硬件设备、软件程序、数据资源等,由相关企业所拥有;劳动对象主要是指人工智能系统“伏羲”以及与之相关的应用场景。编导将上述三要素置于劳资关系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着重表现了叶行嘉作为创业者的情怀。
某些科幻电影致力于展现未来科技或虚构科技对人类生产过程的影响,其编导以对于现实生活中新质生产力的认识为基础,通过想象加以推演,在作品中呈现出“超新生产力”的三个特点:一是将劳动者的外延由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类扩展到后人类。例如,美国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描绘了复制人从事采矿、外星殖民地开拓等危险劳动的场景。《阿丽塔:战斗天使》(Alita: Battle Angel,2019)以赛博格劳动者在废铁城中维持社会运转为叙事背景。二是将劳动资料的外延由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和设备扩展到各种意识化的数据体。例如,在中国电影《超级机器女友》(2015)中,未来世界生产机器人的MG公司就雇用了虚拟人“阿邻”(实际上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程序)。在中国电影《虚拟情人2》(2017)中,游戏开发者以E先生的名义通过化身控制其产品中虚拟人的活动,这类化身可视为传统工具和设备的扩大化。三是将劳动对象的外延由在生产过程中被加工或改造的物质资料(包括自然资料和原材料)扩展至各种生命体。例如,中国科幻短片《灵魂伴侣》(2002)设想有企业专门生产具备人格特征、可满足客户心理需要的“灵伴”。在美国电影《金刚狼3:殊死一战》(Logan,2017)中,生物技术公司所生产的是用来当“炮灰”的变种人儿童。
上述三者彼此结合,形成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超新生产力”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新质生产力在幻想空间中的映射,是科幻电影主创人员用以逞才运思的叙事缘起,它不仅促使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革,而且挑战了现有的道德与法律,因此容易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而正是由于上述变革、挑战与矛盾,才使科幻电影具备其他类型片所罕见的内容。必须指出的是,“超新生产力”虽然并非纯粹的空穴来风,但毕竟与现实有较大差距,将来能否实现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新质生产力为科幻电影激励创作动机
新质生产力以相关科技的重大发明为先导。这类发明不仅可以改变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而且具备重塑经济基础、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潜能,社会各界对它们产生的心理反应是相当复杂的。人们可能对科技发明感到好奇,渴望了解其基本原理、实用功能和经济价值;也可能担忧它们作为新质生产力会冲击现有经济秩序、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担心它们突破伦理底线、引发社会动荡,以至于颠覆人类的地位;还可能期待它们有条件扩大就业机会、改善生活品质、提高工作效率,相信它们可以促进社会流动、激发创新活力。随着重大科技发明的广泛应用,新质生产力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例上升,相关社会心理也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对新技术的适应、依赖,以及与不满足相伴的新憧憬。上述心理反应彼此渗透,共同形成了社会上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看法与印象。
在现实语境中,科技发明通常是促进社会发展、创造人类福祉的能动因素。在科幻语境中,科技发明的“双刃剑”属性则被凸显出来。这种属性在科幻电影中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围绕环境影响的自然危机叙事,涉及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丧失等。这类影响往往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新科技可能产生副作用的担心有关。例如,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可能加剧矿产资源的消耗,尽管它们的设计初衷是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又如,核能发电面临着如何有效防范辐射泄漏,以及如何处理核废料等重要问题。在科幻电影中,这类副作用可能被极度夸大。根据新西兰电影《寂静的地球》(The Quiet Earth,1985)的构思,科学家霍布森为某国际财团进行的实验原本旨在创造全球能源网络,却意外导致地球上几乎所有人的消失。在荷兰、美国合拍片《末日重启》(Redivider,2017)中,奥特普公司试图利用平行宇宙获取新能源,结果却导致其所在的宇宙陷入即将坍塌的绝境。二是围绕伦理议题的社会危机叙事,涉及人工智能的道德责任、基因编辑的伦理界限、隐私保护的社会规范、公平正义的精神追求等。这类挑战往往是由于科技发明改变了原有生产关系,进而影响原有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引起的。例如,中国电影《人工少女》(2018)以IBC公司植入缰绳程序控制其生产的人造人为叙事缘由,而公司雇员刘权研制出的量子云设备“金手指”能够解锁缰绳程序,让人造人产生灵魂、获得自由。又如,在中国电影《超能机器女友》(2015)中,未来世界的MG公司生产了一款名为“恋人”的机器人,说是用来为人类服务,但却可能被当成杀人机器。三是围绕精神执念的心理危机叙事。从总体上说,新质生产力强调与之相适应的创业精神、冒险精神、合作精神等品质,为科幻电影提供了积极的价值观导向,有助于塑造出勇敢面对未知、积极探索未来的英雄形象。不过,科幻电影同时展示了另一种情况,即人们担心为创新而创新、为研发而研发可能形成一种近于痴迷的精神执念,从而危及当事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的安定和谐。例如,在美国电影《不明恐怖》(The Unknown Terror,1957)中,疯狂科学家创造出以人为食的菌类怪物。在《诡异透明人》(The Amazing Transparent Man,1960)中,疯狂科学家则想用所发明的隐身配方建造不可见的僵尸军队。
总的来看,新质生产力促进了前沿科技的广泛应用,从而提高了科幻电影的制作水平、改进了视听效果;孕育了新的产业形态和发展模式,拓展了创作者的想象空间,为科幻电影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和主题内容;促进了社会变革,激发了电影人探索未知世界、表达创新思想的动机。不仅如此,新质生产力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科幻电影摄制、发行和放映所需要的投资,这将有利于增强电影市场的活力。
二、科幻电影预言新质生产力
风起于青蘋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作为艺术家,科幻电影的主创人员对新生事物格外敏感。他们不仅见微知著,善于寻找风口,而且推波助澜,擅长“夸大其词”,自觉或不自觉地肩负起引导社会各界捕捉新机遇、应对新变化的责任。对此,可以从科技进步、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等角度加以分析。
(一)在科技进步的视野中预测与描绘新质生产力
科技进步既是一种思想观念,又是一种历史事实。作为思想观念,科技进步以人类自身的经历和记忆为基础,人们相信对于世界的认识必定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深化、拓展,科技成果也必然水涨船高;作为历史事实,科技进步使人类的能动性与日俱增,自然环境不断因为人类的介入而改变,以至于“人类世”成为地质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科技进步由思想观念、历史事实向艺术视野转变,意味着创作者将既有科技作为参照系进行虚构、展开想象。这种虚构和想象包含多种取向,如设想科技人员推出新发明,设想科技发明走出实验室、实现产业化,设想运用现实中不可能(至少是当下科技办不到)的技术方案解决问题,等等。
科幻电影对新质生产力的预测具备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前瞻性。科幻电影可以将故事背景分别设置于近未来、远未来或者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中未来,据此确定发明家、开发者及生产者的活动时段。前瞻性不仅体现在编导将目光投向未来,还体现在他们试图揭示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新机会、新挑战、新问题等方面。例如,《阿凡达》围绕星际采矿与殖民扩张的关系进行构思。《超验骇客》(Transcendence ,2014)既展示了将人的意识上传到量子网络所可能创造的无限生产力,又展示了人类社会对上述可能性的排斥和否定。二是批判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然是以一定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为依托的。科幻电影在展望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机遇的同时,也揭示了既有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对其发展的束缚。例如,美国电影《月球》设想人类在月球开发清洁能源氦-3,但负责此事的绿月公司却违法经营,秘密以克隆人替代本真人作为员工,为的是尽可能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还有些影片揭示涉及新质生产力的科技机密如何成为不同社会势力你争我夺的对象。例如,在英国电影《取代》(Displaced,2006)中,变节者试图在黑市上出售有关高级能源生产的绝密文件。在中国电影《未来警察》(2010)中,马景武博士研发出可以打破能源资源垄断的新技术,能源商因此派人回到50年前追杀年轻的马博士,未来警察也因此回到过去保护博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有利于将人类从繁重、危险、单调、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物极必反”,一些科幻电影就将视野聚焦于问题的另一面——人类可能因此完全依赖智能机器,丧失劳动能力,如美国动画片《机器人总动员》(WALL·E,2008)正是以此为叙事前提的。三是娱乐性。从产业的角度看,科幻电影总体上是以娱乐经济为背景发展起来的,不仅必须满足观众对新颖知识、大胆想象的渴求,而且必须引人入胜,富于吸引力。编导通常会构建具有魅力的故事框架,将新质生产力融入情节之中,既展示某些人物由于不适应新质生产力所面临的尴尬情境,又展示另一些角色如何匪夷所思地解决涉及新质生产力的难题,从而带来快感。例如,在美国电影《神秘岛的追捕》(Manhunt of Mystery Island,1945)中,海盗绑架了革命性能源的发明者,将他转变成海盗祖先的复制品,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攫取上述能源的产权,并改变其用途。在美国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系列中,人类致力于发展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不料自己却在这些技术异化之后被“收割”为能量,沦为生物电池。
(二)在生产关系的视野中展现与审视新质生产力
在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是相对于生产力而言的。生产力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则是社会生产的具体形式。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应当加以调整或变革。新质生产力之所以“新”,不仅是因为它具备原有生产力所没有的物质内容,而且是因为它必然推动原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甚至引发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将“生产关系”作为艺术视野,这意味着创作者将劳动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方式作为自己看待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并由此展开想象、构思情节、塑造人物。
就此而言,科幻电影可能采取的做法至少有三种:一是着眼于个人职业,展示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生产关系变革。例如,智能机器可能取代人类从事大量重复性的工作,由此导致传统职业结构的瓦解。德国电影《世界之主》(Der Herr der Welt,1934)可以为例。二是着眼于企业经营,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涉及的所有制关系、分工协作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中国电影《赤火追缉:iBot》(2018)可以为例。三是着眼于社会责任,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英国、美国合拍片《霹雳战士龙》(Hardware,1990)可以为例。
从上述有关机器人题材影片的例证中可以看出,科幻电影对于新质生产力的描写具备“反常合道”的特点。“反常”是指其并非直截了当地肯定或赞美新质生产力造福社会的潜能,而是凸显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存在的问题或暴露的弊端。“合道”则表现在其说明面对新质生产力时,人们只有正视问题、防范风险、排除弊端,它才能够健康发展的道理。从社会角度看,确实有必要正视人类劳动者担心因机器人上岗而失业之类的问题,正视企业非法生产可能危及人类的高新科技产品之类的风险,消除政府决策失误、实施失当可能带来的弊端。作为艺术作品,科幻电影不宜将针对上述问题、风险、弊端的解决方案硬塞给观众,而应当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生态保护的大局出发引导观众进行思考。正因为如此,科幻电影的构思经常由现实生活中崭露头角的新质生产力出发,进入以不确定性(甚至不可能性)为特征的“超新生产力”领域,诉诸想象,力求达到虚实相生的效果。
(三)在辩证发展的视野中分析与考察新质生产力
从社会意义层面而言,“辩证发展”包含了如下要义:第一,对发展的认识应当建立在客观认识现实的基础上,避免主观臆断或一厢情愿。第二,发展应当是全面的(而非片面的或畸形的),以保持各个组成要素(如经济、政治、文化等)的相对平衡、彼此协调。第三,发展应当是可持续的,不能竭泽而渔,难以为继。第四,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动态过程,新陈代谢是保持其活力的必要条件。将“辩证发展”作为视野,意味着应当客观地看问题,全面地分析所面对的矛盾、识别所涉及的对立面,揭示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具体考察发展的阶段性、趋势性、衔接性。若将上述认识延伸到对新质生产力的考察,必然产生如下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将现实国情作为把握新质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矛盾运动的基点(客观性);二是将科学技术的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加以考察,探讨它所带来的变革和挑战(全面性);三是着眼于过去、当下、未来彼此衔接的关系(可持续性);四是重视肯定与否定所体现的辩证法。
科幻电影完全可以根据上述要求展开有关新质生产力的想象。不过,基于电影类型或类型电影的特点,它往往采取如下四种异乎寻常的做法:一是以虚含实,即先设定虚拟条件(从具体情境到整个世界观)再进行推演,将现实矛盾映射到故事时空之中。在这一意义上,客观性并非体现为现实主义作品所要求的人物典型、细节真实,但其仍符合创作动机必须来自历史潮流的原则。换言之,科幻电影所讲述的故事虽然可能发生于未来世界、地外天体或平行宇宙,但其表现的主题仍然源于当下人们的现实关怀。二是未必面面俱到,但力求态度鲜明。科幻电影要在相当有限的时长内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取得引人入胜甚至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就不可能像讲义那样平铺直叙。它往往将某一矛盾作为切入点置于前景,将其他矛盾作为关联点置于背景。这种乍看起来相当片面的展现方式,有助于电影集中力量深入挖掘和剖析某一方面的社会问题,使观众能够更直接、更强烈地感受到矛盾的尖锐性和紧迫性。当然,编导完全可以采用一定手法兼顾全面性的要求,如塑造具有不同立场、观点和利益的人物,构建包括复杂情节、丰富细节的事件链,通过隐喻、象征间接呈现社会矛盾的深层含义和解决方案等。三是将重点置于断裂性发展中,如劫后余生、痛定思痛、来世新择等。这类构思常见于后末日题材的作品中,以重大灾难导致科技退化、秩序瓦解、人性扭曲作为叙事的逻辑起点。四是在怀旧的氛围中展示创新的社会影响,如穿越者由当下回到过去(或由未来回到当下和过去),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现实知识或未来科技大展宏图,影响和改变历史等。这类影片一方面使观众因为意识到自己生活在生产力比先前阶段发达的当下而萌生优越感,另一方面又使观众因为意识到自己生活在生产力不如未来阶段发达的当下而萌生自卑心理。只要处置得当,这种优越感或自卑心理就有可能引起人们对新质生产力的重视与期许。
如上所述,科幻电影在科技进步、生产关系、辩证发展三重视野下呈现新质生产力,这些视野完全可以相互融合,并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广泛应用而不断拓展。例如,在战争题材的科幻电影中,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结合,成为重要的创作思路。美国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s)系列就以光剑、X翼星际战斗机、死星等装备和设施,标示着远超影片出品年代技术水平的“新质战斗力”。它们不仅呈现了未来高科技战争的奇观,而且使人产生有关新质生产力如何驱动军事领域革新的联想。
三、科幻电影表征新质生产力
电影在19世纪末仅仅作为技术发明、市场杂耍、营销手段、艺术实验出现,到20世纪初才逐渐被纳入工业生产的轨道,在流行文化中崭露头角。这一转变既标志着大众娱乐方式的重大变革,也预示了图像时代乃至信息社会的到来。就此而言,电影从那时起就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在其后的演变中,生产力不断升级,以第五次信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等为标志,电影内部也产生分化,形成不同的类型。科幻电影因为积极展现高信息、高产能、高科技的未来(同时也尖锐警示其弊端),成为与新质生产力关系最密切的电影类型。
(一)培养富于创造精神的新型人才
众所周知,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体,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的人才是劳动者队伍的优秀代表,是生产力的关键因素,为生产力实现其社会价值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要求劳动者不断提升其素质,另一方面则为人才培养提供了愈加优越的条件。由此推演,高素质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石,因为新质生产力所强调的创新、高效和引领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素质劳动者发挥的作用;创新型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驱动力,因为他们善于审时度势、另辟蹊径,能够在面对新问题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由此推动科技和产业的进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要求建设高素质劳动者的队伍、造就大批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大显身手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从新质生产力与高素质劳动者、创造型人才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幻电影具有如下三方面社会意义:其一,在认识层面,除普及既有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案之外,科幻电影还能激发人们对学习科学、钻研技术的兴趣,使之超越日常眼界,从而为创新、创造、创业做知识储备,如中国电影《小太阳》(1963)、《孤者定律》(2012),美国、英国、加拿大合拍片《星际穿越》(Intestellar,2014),英国、美国、匈牙利、约旦合拍片《火星救援》(The Martian,2015)等。其二,在情感层面,有助于消除大众对科技的陌生感、疏离感、冷漠感,让大众学科学、爱科学,甚至以开发和运用新技术为乐事,如美国电影《钢铁侠》系列、动画片《超能陆战队》(Big Hero 6,2014),中国动画片《桂宝之爆笑闯宇宙》(2015)等。其三,在意志层面,科幻电影能够妥善处理利用科技和为科技所利用之间的矛盾。利用科技体现了人类的主体性,可望带来幸福感与自由感;为科技所利用则体现了人类的受动性,可能带来压抑感或压迫感。以美国主导拍摄的《终结者》系列电影为例,这一系列科幻片将人类利用科技与被科技所利用的矛盾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作品中,天网的创造和发展是科技进步的显著成果,人类利用它协助管理复杂的社会系统和科技系统。然而,天网形成自我意识之后,反过来利用人类寻求自身的生存和扩张,甚至试图通过消灭人类来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人类不但无法完全控制天网,反而沦为受它统治的对象。影片对我们的启示是,不论是高素质劳动者还是创造型人才,在运用或开发科技的时候,都要关注和重视相关规范和监管机制,确保科技的发展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1993),美国、德国合拍片《我,机器人》(I, Robot,2004),中国电影《疯狂AI之夺命外挂》(2017)等作品也表达了类似主题。
除上述主题之外,科幻电影还有可能将深入揭示人性的复杂作为其哲理性来源。比方说,如果高素质劳动者因为自己拥有技能、掌握技术而图谋不轨,如果创造型人才在科技开发过程中形成必欲掌控一切、为此不择手段的执念,如果科研工程的投资者唯利是图,那么,他们所掌握的技能、技术、知识和资金便可能从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积极因素转化为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对此,科幻电影多有揭示,如有关疯狂科学家或邪恶科学家的想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打造体现科艺融合的文化产品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为理解新质生产力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新质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改造自然与社会进步协调一致的多维度突破跃升,体现生产的技术方式与组织方式协同演进的系统性变迁。”通过科幻电影创意将新发明、新技术、新科学所引领的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富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在社会层面,物质生产力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等),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精神生产力涉及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哲学等领域的人类智力成果,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虽然属于精神生产力,但可以通过产业化直接转变为物质生产力,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物质生产力的代表,即“第一生产力”。相比之下,艺术主要在精神生活中发挥作用,对物质生产力的影响是间接的。文化产业则是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接合部,也是科技与艺术相互融合的重要领域。
在产品层面,通过科艺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基本要求是打造既有科技含量又能体现艺术追求的新品。就此而言,科幻电影具备独特的优势。从创作的角度看,科幻电影经常将叙述背景设定在未来时代、多元宇宙或遥远天体。为了增强故事的可信度,编导需要在剧情中嵌入合理的科学概念和技术设想,甚至必须聘请科学顾问以保证不会在这方面“穿帮”。反过来,科技工作者存在争取公众理解、实现人生理想的诉求,科幻电影便是他们宣扬其理念的重要媒介。从传播的角度看,科幻电影时常被当成技术创新的试验场,制片方往往会出于“出奇制胜”“更胜一筹”之类的考虑,斥巨资开发新的软硬件。这类做法不仅有助于提升影片的观赏性,而且有可能为电影以外的科研领域、工程领域输送新技术。反过来,科技工作者为向公众推介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可能有意识地将科幻电影当成手段。从鉴赏的角度看,电影放映需要视听设备的支持,科幻电影往往依赖高度专业化的视听设备来呈现其独特的效果。反过来,观众可以通过欣赏科幻电影精品了解相关科技企业的实力。如果将创作、传播和鉴赏当成产品流转所经历的三个环节的话,那么,科幻电影的价值正是通过这三个环节实现的。中国电影《独行月球》(2022)提供了打造科艺融合精品、取得显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范例。该片在制作过程中得到了相关领域科学家的指导,确保了所涉及太空环境的真实性和科技元素的专业性,有利于航天知识的普及、航天业绩的传播、航天精神的弘扬。由此,影片不仅激发了公众对航天科技的兴趣,而且推动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在运营层面,科幻电影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持,并且科幻电影自身也是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若进一步细分的话,科幻电影可以以创意为标准区分为“硬科幻”与“软科幻”,以制作为标准区分为“重工业电影”与“轻工业电影”。大致而言,“软科幻”经常与“轻工业电影”相伴,走低成本的道路,满足于运用已经相当普及的技术手段讲述当下流行文化所欢迎的故事;“硬科幻”经常与“重工业电影”相伴,走高成本的道路,致力于运用尚未普及的高端技术(甚至是有待专门开发的尖端技术)讲述当下精英文化所欢迎的故事。虽然雅俗共赏可能成为制作者共同追求的目标(“软科幻+轻工业电影”“硬科幻+重工业电影”模式都可能获得高票房),但是上述两条道路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在电影领域,它们代表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两种取向。
从创意的角度看,科艺融合并不局限于科技与艺术的彼此渗透,如艺术作品以科技风云为题材、科技研究以艺术需求为课题等,更进一层的应当是从科艺融合中产生新质生产力,如属于科技发明的新专利、属于艺术类型的新形态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契机。
(三)营造共享未来愿景的世界氛围
当下,中国提倡的“新质生产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动能。它所着重发展的新制造、新服务和新业态顺应全球化、数字化的潮流,具备战略性和前瞻性,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而且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保障条件。新质生产力要发展壮大,有赖于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全球环境,以及资源和市场的共享。因此,新质生产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
不论是新质生产力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发展都需要营造共享未来愿景的世界氛围。这种共享能够达到世界规模,成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的氛围,新质生产力才能发展到极致,命运共同体也才能扩大至全人类的范围。就此而言,振兴科幻电影是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
与其他类型片相比,科幻电影往往将“未来全景”“人类命运”“地球危机”“宇宙战争”之类的超宏大叙事作为创意基点,它可以为营造共享未来愿景的世界氛围作出如下三方面的贡献:其一,通过展现新质生产力的潜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类影片既让观众感受到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也激发了人们对新质生产力的期待和信心,有助于推动各国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当然,科幻电影对上述潜能的展示有乌托邦、恶托邦、技托邦、异托邦等区别,可以让观众悟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由此未雨绸缪、趋利避害。其二,通过展示不同个人、群体、组织、机构、国家乃至星际联盟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所展开的竞争,增进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客观条件的认识。根据科幻想象,在新质生产力的开发和应用过程中,上述主体都有可能成为竞争的参与者,其角逐涉及资源、技术、市场、利益等方面,所运用的手段、智谋与策略不计其数,而由新质生产力转化而来的“新质战斗力”更是具备多种形态,彼此较量的结果错综复杂。上述情况表明了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性。其三,通过探讨共同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为合作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基础。在科幻电影所设定的叙事背景中,人类往往面临自然灾害、生态危机、外星入侵等共同挑战,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应对。正因为如此,构建超越文化差异、国家界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势在必行。中国电影《流浪地球》(2019)及其续集《流浪地球2》(2023)精彩地呈现了上述理念: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在面临危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灾难时,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只有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人类才有未来。影片中推动地球逃离太阳系的庞大机械设施,由10000台行星发动机和2000台转向发动机构成。这些设施既是人类在命运共同体意识指导下取得的技术成果,又是人类赖以救亡图存的新质生产力的代表。
在广义上,除了上文所论及的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之外,还存在物种生产力,因为人类社会是以物种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为支柱而构建的。在生态学意义上,物种生产力是指一个生态系统中物种进行光合作用、生长和繁殖的能力。在人类学意义上,物种生产力是就人口的再生产或血脉繁衍而言的,体现了人类社会相对于动物社会的延续性;物质生产力是就人类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而言的,体现了人类社会相对于动物社会的差异性;精神生产力则是指人类通过思维活动创造精神财富的能力,体现了文明社会相对于原始社会的超越性。由上述认识出发,新质生产力可以具体化为如下三类:一是新质物种生产力,指人类借助新科技进行自身繁衍的能力。这些新科技包括但不限于基因工程、数字化身、意识上传等。二是新质物质生产力,指利用高度技术化、智能化、纳米化或虚拟化的新型物质载体、材料或技术手段进行生产的能力。它以非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劳动者为核心,体现为机器人、赛博格、人工智能等“后人类”或新型生命体参与物质生产所创造的价值和社会财富。三是新质精神生产力,以意识、知识、信息等为核心,体现为算法、虚拟意识、知识网络等智能体对精神产品创造与精神财富积累的直接贡献。
在科幻语境中,对新质物种生产力的构思可能由地球推向异星、由此世界推向彼世界,反之亦然。例如,美国电影《火星需要妇女》(Mars Needs Women,1967)就设想火星人因其种族难以繁衍而企求引入地球人的基因。这类创意启发公众认识新质物种生产力对于社会存在的决定性作用。在科幻语境中,发展新质物种生产力的具体做法可能被想象为从地外天体或平行世界引入地球上原先没有的物种,再加以驯化、栽培,或者依靠基因工程改造地球上的芸芸众生,依靠信息工程在高等生物体神经系统或机械体控制系统中植入芯片,批量生产克隆人,甚至改变人类自身的遗传物质、打造变种人等。这类做法往往与人类现有社会规范冲突,虽然是构思故事时可能令人脑洞大开的引子,却经常以被否定、被批判而告终。例如,西班牙、美国合拍片《惊爆无底洞》(The Rift,1990)描写了一家企业非法从事基因工程实验,生产出大量变种生物的故事。中国动画片《昆塔:反转星球》(2017)设想地球MQ公司对卡普勒星高储能植物卡拉萝进行掠夺性开采。中国电影《极闘7DX-29》(2019)设想将动物基因注入蔬菜,希望借此提升它们对恶劣环境的抵抗力,以解决全球饥荒问题。上述影片中的做法或导致变种生物失控,或引发当地原住民反抗,或令植物形成对人类的攻击性,往往不得善终。这类创意启发公众认识到发展新质物种生产力存在风险,必须慎之又慎。
结 语
综上所述,科幻电影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其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强大的视觉冲击力上,而且体现在其传递的多义信息、表达的深刻内涵上。它依托由信息科技引领的新质生产力而繁荣,反过来又通过栩栩如生的情节和形象引导人们对新质生产力的潜能、效用、危情加以思考,在展现多元文化的同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资源。它不仅依托现实生活中日益增长的新质生产力展开想象,而且将视野拓展到依托科学假说或超级科技衍化的“超新生产力”,引导人们超越日常生活或当下现实的局限,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
(责任编辑 张欣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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